“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就越低”，其实，这是一个谬论！Why？

一项关于北欧生育情况的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率会随之提高。

上世纪70年代，北欧可以称得上全世界的生育洼地，生育率最低的芬兰生育率仅1.49，丹麦1.39，眼看要到亡国灭种的关头了。

然而神奇的是，在最低点徘徊了将近10年后，1980年开始，北欧的出生率出现显著回升，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生育率则开始了无止境的下跌。

1994年，北欧最低总和生育率继续突破1.8，而当时中国已经飞速跌至1.74。这也是有数据记录以来北欧这个极寒之地第一次在总和生育率上超过中国。

在人口研究领域，一般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6以后，文化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之后生育率将无法出现持续上涨。然而北欧四国却是例外，在总和生育率下跌到极低1.4并无战争天灾作用下，生育率却出现了二十年的反弹和稳定，挪威更是在2008年突破了2点大关。

除瑞典以外，丹麦、挪威和苏兰在移民政策上都是偏右的，所以这种生育增长与难民无关。

 那么，北欧生育率为何会发生翻转呢？

很多专家研究发现，之前“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的结论并不正确，两者的关系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北欧生育率上涨呢？

第一个因素：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发达后离开城市中心，重返郊县和乡镇的趋势。

研究表明，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其实对生育率有极大影响。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深山老林，房屋一千多平，树林三千多亩，四近十公里没活人只有狐狸野兔傻狍子。生活在乡野之中，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

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环境里，比如小房子、挤地铁、一个红绿灯下站着两百号人，造人的欲望就会大大下降。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城镇化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

比如在丹麦，大多数城市人口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的下属郊县当中。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当然，这种“反城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因为低人口密度意味着高额的基建和服务成本。

第二个因素：其实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就是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

一般认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其中到底是什么出现了变化？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女性对婚育的恐惧心理与其社会地位的关系，其实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生存权几乎和男性与家庭绑定，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生育来保障生存，这就导致旧社会和穆斯林地区生育率一般非常高；

第二个阶段中女性得到了通过劳动提升地位的机会，由于依赖自己总比依赖他人要安全的多，这种情况下很多都会选择降低家庭和生育的比重来提升自己，这也是大部分妇女刚刚进入社会工作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根源；

但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保障和法规的完善，女性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影响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地位了，这种安全感让她们在对待结婚和生育时更多的遵从本心，而非参杂利益思考。

这种情况下，生育率虽不像第一阶段那么高（在第一阶段，生育其实是女性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所以会有额外动力），但会比第二阶段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本质上这是一种安全环境下的自由选择。

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深挖这个观念，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感不仅仅影响着女性在生育中的决断，还牵动着社会的每个性别与阶层。

这一点在北欧历史上就有很好的体现，在2008年前的北欧，其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即使流动性不高，但起码每个阶层的生活质量都还不错。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四国的生育率又开始出现下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福利，社会居住方式还是女性权益其实都没有变化，而最主要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整体安全感下降了。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会里，民众会自发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导致家长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阶级。其实，中国目前就是这样，部分资源不足以抵消下一代发展风险的家庭正在选择放弃。

所以，总结北欧生育率回升的原因，福利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去城镇化，极度发达的男女平等关系，以及整体低风险性的社会才是确保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而这一切对中国来说也许太难学习了，只不过，我们或许能从这些事实里，窥见导致中国生育率低下的真正原因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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